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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类学在法国

作者介绍：

金哈娜，家有四猫的历史研究者

彼得·伯克

20世纪之交，与衰退的经济动荡的社会相反，世界科技迅猛发展，学科分化日益精细。在法国，化学、物理、数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已经进入世界前列，同时，人文主义思潮和各种社会科学也蓬勃发展，为后来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观和跨学科研究方法提供了科学基础。20世纪，虽然科学理性遭到一些人的怀疑，但其影响力却并不见减弱。总的说来，历史学家仍然为科学方法所强烈吸引。他们把19世纪西方史学的缺陷归咎于历史学中科学方法贯彻得不彻底。从消极的视角看，年鉴学派的成功也是应对社会科学挑战的结构，“它成功地顺应了我们社会在20世纪里发生的种种变动，并有力的抵御了相邻学科的冲击和竞争”[2]；从积极的视角看，“年鉴学派拒绝任何史学教条、哲学和理论，这使它具有极大的伸缩性和流动性，以及融入最广泛研究领域的能力”[3]他们希望在更大规模上与社会科学结盟，以求历史学的更新。这种意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西方历史学界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法国年鉴学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有所不同的是，年鉴学派的发展，让人逐渐认识到科学理性的缺陷，从而改变了人们的历史观与时间观。年鉴学派代表了法国科学史学的深化。

但对于年鉴学派的创始者们来说，以往的日常生活史只是研究经济史和社会史的一种方法，把日常生活史这块招牌翻新一下并不能称之为历史人类学。日常生活史从使用叙述性的、外在的材料到使用系列性的材料，这个过程本身并没有使它成为历史人类学，而只是向经济、社会史方向演变。他们主张通过分析市场价格表或什一税账目来研究农业生产的起伏，通过分析公证文件来研究财产分割和家庭遗产的演进，通过教区记录（现代公民身份证的前身）来研究人口运动。但这些材料只记录着原始信息，并不包含任何看法、任何反映现实的描述。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史学家们把材料重新分组，如采用统计处理的办法来揭示演进的趋势和逻辑。“这一研究途径和方式能够导致一种人类学思考的产生，如同人种学家利用他所看到的存在于他自身所处文化与他研究对象所处文化之间的距离，来摆脱他固有的等级观念，以建立他所研究的社会的逻辑系统，史学家也能利用这些原始材料的零散性和未经加工的特点——在显而易见的现实背后——找出能够解释某一情况（所谓一个时代）或某一演进的机制和逻辑。”[4]

马克·布洛克

作为一派新史学的创立者，马克·布洛克，不仅有着上承欧洲人文科学传统的良好素养，而且具备继往开来的敏锐目光和革新精神。他指出，由于缺乏文献记录等原因，我们对中世纪农村社会的认识是有限的、模糊的，而近现代关于农村社会的完整记录以及农村社会中残存的遥远时代的风俗习惯和技术等，构成了一幅农村社会的明晰模样，为我们研究过去的农村社会提供了基础。1924年，布洛克出版了《创造奇迹的国王》一书，这是一部将人类学引入历史研究领域的拓荒之作。在1937年出版的《封建社会》一书中，布洛克已触及到了封建社会的信仰价值系统，其研究角度已趋向于后来的历史人类学。[5]

布洛克所处时代的人类学本身还远未走向成熟，他是在开拓中前进的，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要求布洛克从一般理论推出对一种历史现象的具体解释是不切实际的，布洛克面临的实际上是今天历史人类学遇到的怎样看待原始仪式、民俗信仰、群体举止、偶像崇拜等在历史过程中的演化问题，他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地位、作用等问题。也许，历史人类学的发展能向我们展示在文化极端落后的欧洲中世纪（尤其是早期），科学与迷信、文明与愚昧正像化学与炼丹术、数学与魔术一样并非我们今天所想象的那样界限分明[6]。如果《创造奇迹的国王》一书对于历史人类学来说仍是一部典型性杰作的话，“那就不仅要归功于布洛克研究的问题本身，还要归功于他研究问题的方式和他为了直接揭示已被埋葬的表达系统所使用的迂回艺术”[7]同年鉴学派的另一位创始人吕西安·费弗尔相比，布洛克开拓的研究方向愈来愈显示出更加广阔的前景，这不仅在于他首次将人类学方法引入历史研究领域，也在于他在研究社会文化、心态的同时，十分注重历史运动的整体性。正是这一人类学、社会学方法论在史学上的运用，使得布洛克的方向与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结构主义潮流相结合，从而获得了旺盛的生命力。

文章来源：《信息记录材料》 网址: http://www.xxjlcl.cn/zonghexinwen/2020/1109/957.html